（二）社会治安

乌兹别克斯坦国内治安环境整体保持稳定，目前尚无反政府武装势力活动，也从未发生过针对中国机构或公民的恐怖袭击及绑架事件。从司法统计数据来看，2022年乌兹别克斯坦刑事法院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5.84万起，案件总量与2021年度基本持平。案件类型集中在诈骗、交通违法、盗窃及职务类犯罪（如贪污、行贿）等领域，整体社会治安形势保持在可控范围。

乌兹别克斯坦自1992年12月8日颁布首部宪法起确立主权、民主的国家性质，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根据宪法框架，总统为国家元首兼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现任总统沙夫卡特·米罗莫诺维奇·米尔济约耶夫于2016年12月4日高票当选，成为该国独立后第二位总统。

议会作为最高立法机关采用两院制结构，由最高会议参议院（上院）和最高会议立法院（下院）共同组成。其中立法院承担核心立法职能，除制定法律外，还负责处理涉及内政外交的立法相关议题，并依据总检察长建议决定是否剥夺议员豁免权；同时，立法院根据总统提名对宪法法院和最高法院院长、副院长人选进行投票任命。其下设12个专门委员会，覆盖预算与经济改革、反腐与司法、国防安全与国际事务、农业水利、科教文体、生态环保等关键领域，形成系统化的立法分工体系，常设委员会与秘书处分别作为立法事务的常态化运作机构和日常行政支持部门。

（四）优质资源盘点

1、可再生资源

乌兹别克斯坦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具备类型多样且禀赋优异的资源基础，涵盖太阳能、水能、风能、地热能及生物燃料等多种形式。其中太阳能资源优势尤为显著，构成该国可再生能源体系的核心支柱。得益于年均约320天的晴好天气，全年日照时长稳定维持在2850至3050小时区间，这种持续充足的光照条件为太阳能开发提供了天然有利环境。部分区域的年太阳辐射量更是超过1800千瓦时每平方米，凸显出极高的开发利用价值与潜力。据测算，该国太阳能资源所蕴含的能量相当于1.77亿吨石油当量，达到其年度能源需求的四倍之多。

基于这一突出优势，乌兹别克斯坦正积极推进太阳能光伏发电设施建设，旨在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消费需求，同时通过减少化石能源依赖来降低碳排放，切实助力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进程。除此之外，该国多个地区还具备发展风能的良好自然条件，以别卡巴德和科坎德地区为例，全年约42%的时间风速超过6米/秒，为规模化建设风力发电场提供了理想场所。根据规划，这些区域可建设约400座风电场，预计总装机容量达240兆瓦，年发电量有望达到8亿千瓦时。

综合来看，乌兹别克斯坦凭借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储备以及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在清洁能源发展领域展现出巨大合作价值。其中，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因其成熟的开发条件和显著的经济效益，可作为中乌两国在能源领域合作开发的优先方向，通过技术交流与项目共建实现互利共赢的发展目标。

2、矿产资源

作为中亚地区的资源富集国家，乌兹别克斯坦拥有极为丰富的矿产资源，其储量总价值估算超过3.5万亿美元，已探明矿产品类近百种。乌兹别克斯坦是世界重要黄金和天然气开采国之一。据世界黄金协会数据，2023 年乌生产黄金119.6吨，居世界第10位。石油和凝析油储量分别为1亿吨和1.9亿吨，天然气探明储量1.89万亿立方米，煤炭资源量 19亿吨。除此之外，该国铀矿储量达18.58万吨，位居全球第七位，铜、钨等有色金属矿藏也具有显著的开发价值。乌非金属矿产同样呈现多元化优势，钾盐、岩盐、硫酸盐等化工原料储量可观，硫、萤石、滑石、高岭土等非金属矿物资源丰富，此外还拥有大量建筑用石料及磷钙土、明矾石等工业矿物。

在资源开采体系中，纳沃伊与阿尔马雷克两大矿山冶金综合体是金属矿产开发的核心企业，主导黄金、铜、铀等关键矿种的开采与加工。天然气开采领域则形成本土企业与国际资本的合作格局，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油气公司联合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共同负责该国天然气资源的勘探与开发，构建了成熟的能源开采产业链。

3、纺织业

（1）产业规模

纺织产业在乌兹别克斯坦国民经济中占据关键地位，既是核心支柱产业和出口创收的重要源泉，也是该国政府重点推动升级的外向型产业。作为全球主要产棉国之一，乌兹别克斯坦2023年棉花产量达 370万吨，在全球产棉国中排名第六。该国轻纺行业呈现鲜明的产业集群特征，聚集了超过3500家纺织企业及4700余家服装企业，其中以中小型私营企业为主，主要分布于塔什干市、安集延州、费尔干纳州和撒马尔罕州等区域。从出口表现来看，2023 年纺织品出口额约30.5亿美元，较上年微降3.8%，占该国出口总额的12.5%。

（2）纤维面料

乌兹别克斯坦在棉花生产领域具备显著优势，作为全球第六大产棉国，截止2019年统计其年均皮棉产量维持在100万吨上下。受限于国内棉纺织加工能力的阶段性瓶颈，尽管产业上游原料资源充沛，但每年仍有数十万吨原棉进入国际市场。针对产业链中棉花初加工设备老化、后道增值环节发展滞后的现状，该国正积极推动产业升级，鼓励企业构建“种植—加工”一体化产业链。政府针对棉花种植实施成本补贴政策，尤其对采用滴灌技术的种植户给予更高比例的补贴支持，以提升生产效率并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此外，在特种经济作物领域，乌兹别克斯坦的蚕茧产量在全球占据重要地位，为纺织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支撑。

（五）经济贸易概况

1、宏观经济

2023年，乌兹别克斯坦宏观经济呈现稳定增长态势，GDP达 908.7亿美元，同比增长6%，人均GDP增至2496美元，同比增长3.8%。财政方面，2023年预算收入321万亿苏姆（273.5亿美元），同比增长12%，支出380万亿苏姆（323.8 亿美元），预算赤字59万亿苏姆（50.3亿美元），占GDP的5.5%。通货膨胀率为8.77%，失业率在8%，消费品零售总额约326.2万亿苏姆（277.9亿美元），占GDP的30.6%，显示国内消费市场持续活跃。

债务结构方面，截至2023年底，政府债务总额349亿美元，占 GDP的38.4%，其中外债296.4亿美元（占GDP的32.6%），年内增加37.3亿美元，内债52.9亿美元（占GDP的5.8%），年内增加19.7 亿美元。外债以中长期为主，主要债权机构包括世界银行（66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64亿美元）、中国进出口银行（19亿美元）等，美元债务占比71.4%，本币及其他币种债务占比相对分散。2023 年偿还债务和利息总额28.2亿美元，同比增长68.8%，未出现债务违约或重组情况，且举借外债不受IMF等国际组织限制。信用评级方面，标普2024年对乌主权信用评级维持BB-/B，展望稳定，反映出国际市场对其经济基本面的认可。

2、中乌贸易概况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国际贸易版图中，中国长期扮演着核心合作伙伴角色。从双边贸易发展历程来看，2016至2020年间中国连续五年稳居其第一大贸易伙伴，2021至2022年虽位次调整为第二，但合作韧性持续显现。据中国海关统计，2023年中乌双边货物贸易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全年贸易额达140.4亿美元，较2022大幅提升44.9%。其中，中国对乌出口额123.8亿美元，增幅达 67.1%；进口额16.6亿美元，受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同比下降27.1%，形成107.2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格局。

（六）商务纠纷解决途径

在乌兹别克斯坦开展投资活动时，相关争议解决机制以乌兹别克斯坦《投资法》和《外国投资者权益保障及保护措施法》为法律基础，形成了层次分明、路径多元的处理体系。根据规定，争议双方可按自愿原则依次选择以下解决方式：首先通过谈判协商或第三方调解寻求和解；若无法达成一致，可向区（市）经济法院提起诉讼，或直接选择仲裁程序。

1、诉讼解决机制

当争议涉及受乌兹别克斯坦法律管辖的合同，且双方未事先约定专属争议解决机构时，任一当事人均可向区域经济法院提起诉讼。依据该国法律，外国投资者与本国主体在诉讼中享有同等的程序权利与义务。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双方最初选择诉讼途径，仍可在法院作出决定前转为仲裁程序。

2、仲裁解决机制的优势与法律框架

乌兹别克斯坦于1992年加入《华盛顿公约》，1995年成为《纽约公约》成员国，深度融入国际商事仲裁体系，并建立了以《国际商事仲裁法》为核心的国内规则。该法律吸纳国际商事仲裁通行规范，允许当事人自主约定仲裁机构（无国籍限制）、程序规则及使用语言，且实行“一裁终局”制，相比乌诉讼的“三审终审制”，在效率和保密性上具有显著优势（如无特殊约定，仲裁过程及裁决文件通常不对外公开）。

3、争议解决的语言规则

法律程序原则上以乌兹别克语进行，或采用当地主要民族语言。对于不熟悉诉讼语言的当事人，有权通过翻译人员获取全部法律文件，并以母语参与庭审。实践中，乌兹别克语和俄语是最常用的诉讼语言。

4、主要仲裁机构及国际协作

该国主要仲裁机构包括司法部下属的“乌兹别克斯坦仲裁法院协会”、工商联下属的“国际商事仲裁法院”和“塔什干国际仲裁中心”。这些机构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等国际知名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为中外投资者提供多样化选择。由于中乌两国均为《纽约公约》成员国，双方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可在对方司法管辖区申请承认与执行。

俄乌冲突的持续发酵对乌兹别克斯坦产生多维度政治影响。首先是大国平衡外交面临考验。作为奉行多元中立外交策略的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长期在东西方主要力量间维持良性互动，但随着俄西方战略对抗加剧，两大阵营在中亚地区的地缘竞争显著升温，该国被迫在大国博弈中选边站的压力与日俱增。这种战略困境突出体现在双重依赖关系上：一方面，俄罗斯作为传统重要经贸伙伴，对乌经济影响深远——数据显示，2022年双边贸易额较2021年攀升23%，达90.8亿美元，占乌外贸总额18.6%，俄方在2022年重新成为其最大贸易伙伴；另一方面，美国凭借全球影响力，在国际组织准入及经济融资领域对乌具有吸引力，自阿富汗战争后，美方通过教育合作项目（如为乌学校改革提供超5000万美元资金）等方式强化区域存在，形成与俄方竞争的态势。

其次是区域一体化与全球化路径的政策权衡问题。欧亚经济联盟作为乌兹别克斯坦天然的核心经贸伙伴网络，其总统明确表示以新角色深化合作可拓展产品市场并消除贸易壁垒。但随着西方对俄制裁持续升级，俄罗斯经济下行压力传导至中亚地区，使得乌兹别克斯坦在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进程中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与此同时，美国方面曾释放模糊信号，暗示若乌选择加入该联盟，其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可能遭遇重大阻碍。这种来自东西方的双重政策制约，使乌兹别克斯坦在战略抉择中难以避免潜在风险累积，也警示中国在评估对乌投资时需充分考量复杂的政治生态变量。

1、政策与人事变动频繁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商务合作中呈现出显著的“买方市场”特征。随着乌兹别克斯坦改革的逐步推进，中央及地方政府官员更迭频繁，这种人事变动直接影响到政策执行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导致对外合作项目在管理上存在条块分割的现象。在合作过程中，乌方往往过度聚焦自身利益诉求，而对合作方的合理关切重视不足。

2、法律体系的不确定

长期以来，乌兹别克斯坦构建了以基本法为核心，总统令、政府文件为补充的法律框架。然而在实际运作中，频繁出台的总统令与政府文件不断对现行法律进行补充修订，这种缺乏系统性的“修补式”立法方式，使得法律体系愈发复杂混乱，内部条款之间的矛盾冲突时有发生，甚至出现新政策推翻旧规定的情况。这不仅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与强制性，也因政策解读缺乏统一标准，导致外商投资优惠政策的落实充满变数，大幅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与投资风险。

3、行政干预与执法随意

由于乌兹别克斯坦尚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计划经济模式的惯性依然存在，行政力量对市场活动的干预较为普遍。以政策干预形成贸易壁垒为例，在乌兹别克斯坦开展经贸合作与投资时，部分行业存在的贸易保护措施构成了显著挑战，其中农业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尤为突出。作为全球主要产棉国之一，乌兹别克斯坦为维护本土棉花产业发展，采取了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包括实施税务返还、农业企业补贴等措施，这些都对中国企业的投资活动形成阻碍。例如，山东鲁棉集团曾计划在当地设立纺织厂并支付40万元定金，最终因壁垒制约不得不放弃投资，类似情况在山东另一家纺织企业也有发生。

除行政干预外，执法随意性也对中国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乌兹别克斯坦的相关职能部门在执法过程中拥有较大自由裁量权，执法标准主观随意，加之乌各地区对优惠政策的理解和执行存在较大差异，致使乌许多政策难以真正落地实施。

（三）经济风险

乌兹别克斯坦在经济层面存在多重结构性挑战。从产业基础看，该国经济根基尚显薄弱，产业体系稳定性不足，高附加值产业发展滞后，且交通网络通达度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仍有待提升，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经济增长的瓶颈。在宏观经济运行方面，其发展模式对资源及原材料领域依赖度较高，特别是能源与采矿产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导致抗外部冲击能力较弱。历史上，2014年国际能源市场价格剧烈波动曾引发该国通胀压力高企、财政赤字扩大及失业率攀升等阶段性失衡问题，凸显出经济结构的脆弱性。

在投资与贸易环境中，汇率风险是中资企业需重点关注的领域。作为法定货币的苏姆，目前无法与人民币直接兑换，中乌经贸往来主要以美元作为计价结算货币，这种间接兑换机制使得市场主体面临三重货币汇率波动的传导影响。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形势及中美贸易关系变化驱动，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进入波动周期；叠加俄乌冲突爆发后，苏姆汇率在2022年3月18日单日贬值 6.7%，尽管乌央行于同年6月通过干预措施使汇率恢复至冲突前水平，但地缘政治问题的持续性仍对苏姆币值稳定构成潜在威胁。此外，乌兹别克斯坦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汇率形成机制虽采用自由浮动模式，但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弱，国际资本流动或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易引发汇率剧烈震荡。

（四）税务风险

1、税收政策频繁调整

乌兹别克斯坦的税法体系处于频繁调整状态，政策变动往往缺乏明确预告，企业难以制定前瞻性税务规划，从而加剧了投资决策的不确定性。

2、政策执行不可预测

尽管乌兹别克斯坦已构建起较为完备的法律框架，但政府在税收管理领域仍保留着较大的自由裁量权。通过总统令和内阁令等形式，政府能够快速出台新的税收规定，这使得纳税人面临着难以预估的合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高层级行政文件在税收实践中具备优先适用性，可对现有税法条款进行调整或补充。

3、税收优惠政策执行差异明显

税务部门在执行外资企业税收减免政策时，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操作标准存在明显分歧，这种不统一的执行尺度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也放大了税务合规风险。

4、跨国税收制度差异显著

中乌两国在税制架构、申报程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乌兹别克斯坦特有的区域性、行业性税种，以及特殊的税务处理方式，对中资企业的税务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5、 多缴税款的退还与抵扣流程繁琐

在乌兹别克斯坦，企业申请税款退还或抵扣时，需经历复杂的审批流程，处理周期较长。实践中，由于对税法条款的理解存在分歧，企业与税务机关之间时常出现争议，导致退税流程进一步复杂化。

（五）基础设施落后风险

乌兹别克斯坦在基础设施领域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瓶颈，尽管近年来政府持续加大基建投资力度，但现有设施的落后状况仍对外国投资者构成实际挑战。从交通网络来看，截止2023年统计该国公路总里程达18.4万公里；作为该国货运核心载体的铁路网络，总长6118公里中仅约1933.9公里实现电气化，线路老化、运力不足等问题突出，正常运行路段仅约4732.8公里。对于依赖跨国供应链的投资者来说，这种低效率的运输体系可能导致订单交付延迟，影响国际市场竞争力。

航空运输方面，乌全国11个机场虽覆盖主要区域，但受限于内陆地理环境，该国缺乏海港和内河航运体系，完全依赖陆运和空运完成进出口物流。对于大宗货物运输而言，空运成本高昂，而公路与铁路的运力瓶颈又难以满足规模化运输需求，这对依赖低成本海运的资源型、加工型企业形成天然制约。

尽管乌政府已将基建升级列为优先发展方向，但当前基础设施的落后现状仍在短期内对外国投资形成三重压力：一是物流成本显著高于平均水平，削弱项目收益预期；二是运输时效不稳定增加供应链管理难度；三是运输方式单一化限制产业布局选择。

（六）用工风险

1、劳动许可制度程序复杂

乌兹别克斯坦通过多部法律构建了外籍劳务准入体系。2019 年第244号政府令《关于吸引和使用外国劳动力的程序条例》与2020年第ZPU-642号法《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居民就业法》明确规定了外籍劳动者的准入条件。2020年第UP-6044号总统令进一步保留了个人劳动许可制度，要求所有外籍劳动者必须通过线上平台提交申请，由就业和劳动关系部下属的对外劳务移民署进行审核，并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值得注意的是，许可延期需在到期前20个工作日提交申请，逾期将面临程序中断风险。

2、许可费用体系复杂

劳动许可的申请需承担双重费用：

（1）审核费用：统一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1倍收取；

（2）许可费用：根据劳动者技能等级实行阶梯式收费，其中高技术专家、高校教师为1倍最低工资，技术专家为2倍，普通劳动者则高达30倍。这一费用结构显著增加了普通劳务的雇佣成本。

3、持续的合规成本压力

外籍劳动者需缴纳 12% 的个人所得税（由雇主代扣）和 12% 的社会税（由雇主承担），两项合计占工资总额的 24%；除此之外还需缴纳相关行政费用，主要包含半年多次往返签证费（约330美元/ 人）、临时居留登记费、体检费等，年度综合成本约为1800-2000美元/人。此类费用存在不定期调整机制，可能进一步推高用工成本。

（七）文化与宗教差异风险

作为伊斯兰教为主导的国家，当地员工的宗教传统对工作节奏存在显著影响。穆斯林每日需进行5次祷告，其中至少3次发生在工作时段（每次约2分钟）。除此之外乌兹别克斯坦每年为期一个月的斋月期间，穆斯林员工在日出至日落期间禁食，身体状态与工作专注度下降，整体工作效率呈现周期性低迷。这种影响直接作用于制造业产能释放、进出口报关流程推进等经济活动，可能导致订单交付延迟、物流通关效率降低，对供应链稳定性构成短期压力。

投资者在进行对外投资合作时，建议运用中国政策性保险机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所提供的涵盖政治风险、商业风险的信用风险保障产品；同时，也可选择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所提供的商业担保服务。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乃国家出资创建，旨在支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与合作，是具备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政策性保险公司，也是中国唯一承办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金融机构。该公司为企业对外投资合作提供的保险产品有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以及融资担保等，能够为因投资所在国（地区）出现的国有化征收、汇兑限制、战争及政治暴乱、违约等政治风险所导致的经济损失给予风险保障。倘若在未进行有效风险规避时产生了风险损失，应依据损失状况尽快凭借自身或相关法律手段对损失进行追偿。对于通过信用保险机构承保的业务，由信用保险机构负责定损核赔、补偿风险损失，相关机构则协助信保机构进行追偿。

1、深化前期调研，构建风险防控体系

建议投资者在布局乌兹别克斯坦市场前开展多维度尽职调查，全面掌握当地政治生态、法律框架特征。针对目标行业，建议投资者通过实地考察、数据研判等方式，精准把握产业发展现状、市场容量、政策导向及竞争格局，形成系统化的风险评估报告。特别需注意，乌方对中国商业逻辑和政策规则理解较深，在合作中常占据主动，中方被乌方“牵着鼻子走”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需强化基础性调研，深入了解当地商业惯例与决策习惯，在合规经营的前提下制定差异化策略，避免盲目进入。

2、强化契约意识，筑牢法律保障屏障

鉴于乌方处于改革过渡期，政策连续性较弱且人事变动频繁，“新官不理旧账”的情况较为普遍，建议投资者务必将所有合作条款落实为书面文件，杜绝依赖口头约定。谈判阶段建议投资者清晰阐明己方立场，避免模糊表述引发歧义；合同拟定需逐字推敲，确保条款权责明晰、争议解决机制完备，尤其对政策变动、优惠措施落实等关键事项建议投资者设置保护性条款，从法律层面规避履约风险。

3、坚守合规底线，深耕本地化运营

乌政府决策以集体审议为特征，重大事项多以总统令或政府令形式发布。建议投资者秉持市场化原则，严格遵守中乌两国法律法规，摒弃短期投机心理，通过技术投入和精细化管理建立长期竞争优势。

1、针对乌宏观经济结构脆弱

建议投资者多元化投资领域，除资源领域外，可向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拓展，降低对单一资源产业的依赖。同时建议投资者加强与当地企业合作，通过与当地有实力的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借助其在当地的资源和渠道，提高抗风险能力。

2、针对乌汇率风险

建议投资者采用金融工具避险，利用远期外汇合约、外汇期权等金融工具，锁定汇率风险。与此同时投资者还可以优化结算方式，尝试与乌方企业协商采用人民币结算，减少美元汇率波动的影响。如无法实现，可考虑与银行合作，采用汇率风险管理产品。除此之外，建议投资者加强汇率监测与分析，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形势、地缘政治动态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政策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